公元1286年，就是元朝的至元23年，朝廷的行台治书侍御史程钜夫奉元世祖忽必烈的派遣，到江南寻访隐逸，寻得24人，这其中就有后世书法史上享有大名赵孟頫，而且位列24人之首。这件事无论对于赵孟頫本人，还是对元代以后中国书法史，产生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。

    这次寻访结束后的第二年春天，赵孟頫应诏入京，忽必烈见到他以后，“一见称之，以为神仙中人，使坐于右丞叶公李之上。”这样的描写可能有传说的味道，但忽必烈对赵孟頫的赞赏却是发自内心的，否则赵随后不会立刻有机会在尚书省为帝王起草诏书。

    此前程钜夫曾经两次下江南寻访隐逸，在公元1282年，赵孟頫就被蒙古人押送到程钜夫前面，但他却坚决拒绝入仕，他辩解道：“尧舜在上，下有巢由，孟頫贯已为微、箕，愿容某为巢由也。”在1287年入朝的时候，他一反以前的态度，表达了愿以经纶之学为世所用的志向。

从此而下，后人对于赵氏“人品”与“艺品”的评论便开始有了分歧，有人认为，作为宋王朝的遗老，赵孟頫屈身仕元，是“变节”，还有人进一步认为，赵孟頫的书法妩媚俊秀，乃是“奴书”，不足一学。关于这些论断，历代早有褒贬。而实际上，对这样一个人，他心中的痛苦又有谁能理解呢。

      赵孟頫生于南宋宝佑二年（1254年），是宋太祖的儿子、秦王赵德芳德十世孙。尽管是皇室的后代，但赵孟頫幼年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就去世了，他是由母亲拉扯大的，在母亲的教诲中，要他自强于学问，否则没有什么大的出息。赵孟頫年幼便勤奋学习，青少年时代便才华出众、名声远播，在不足二十岁的时候当过南宋王朝注真州司户参军的小小官职，这也是他在南宋当过唯一的官职。

    其实，南宋王朝之于赵孟頫，仅仅是给予了他一个赵姓，并没有太高的政治待遇。荣膺高官和这种矛盾心理中，他还坚持在元朝当了多年的官，这正给了后人批评他的一种口实。

    元世祖去世以后，成宗召赵孟頫入京书金字藏经，并允许他推举二十多名善书者一同抄经。借着这次机会，赵孟頫推荐了包括邓文原、邱子正等人在内的南人书法家，这些人后来都得到朝廷的赏识。这件事情以后，很多江南艺术家逐步走入仕途，给当时的元朝带来了浓郁雄厚的汉文化氛围。赵孟頫也因此在汉人文化圈中成为领袖人物。1299年，获得了江浙行省儒学提举职务，他又重新回到了江南文化圈。在这期间，他把江南的文艺活动推向了高潮，其影响一直到全国范围。1311年到1316年，赵孟頫的官职达到翰林学士承旨、知制诰兼修国史从一品，官至一品，推恩三代，受到元朝皇帝的恩宠，享尽了荣华。

    仁宗曾经说，文学之士是十分难得的，唐代有李白，宋代苏轼，我现在也有赵子昂，也不比古人逊色。在这个时候，赵的官越大，心理压力就越大，他1287年仕元后，心理上就一直是这种状态，也常常有归隐之意，这种隐与仕之间的心理矛盾便伴随了他一生。

儒家“一臣不侍二君”的传统思想在中国文人的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，赵孟頫仕元后巨大的痛苦，似乎也表明他并不是一个轻易叛宗叛族的奴才。另一方面，赵孟頫愿意用生平所学为世所用，也正是儒家思想在他身上体现的另一面。

     赵孟頫在他的《兰亭十三跋》中曾经显示了他以二王书风改变北方大都书风的决心。他提倡的复古，崇尚二王，其观念变革正是对宋元以来书风的一种“纠偏”。而他一生两度入京做官，通过自身的身份地位，影响了一大批书坛人物。到他去世的时候，元朝书坛并没有因为外族的统治而出现粗糙、野蛮的状况，而是一片魏晋古风，纯正的汉文化气息，赵孟頫是最大的推动者。就连鄙薄赵孟頫最甚的傅山也说“赵厮真足异，管（赵的夫人，管道升，女书法家）婢亦非常”，言语中充满了对赵氏的敬佩。

     “雅知国灭史不灭，家声无愧三百年。”这是元朝人称赞赵孟頫的诗句。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。但这种征服需要有文化精英来具体实施，蒙古人的铁蹄征服了南宋王朝，而作为南宋王朝后裔的赵孟頫，却最终以优秀的汉族文化征服了蒙古人，与那些面对征服者，宁死不食周粟的隐士们相比，不能不说赵孟頫是一个英雄。